「实务研究」信用评分，为中国慈善导航-壹基金金卡
时间：2025-11-28 03:04:03 浏览量：0
《金卡生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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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实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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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上海承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编辑
| 葛辛晶
这几年，慈善很“火”。慈善法草案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表决，各大企业主动靠近慈善来提升竞争力，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转型或投身慈善行业，文艺、体育明星的慈善形象备受好评……连传销团伙和网络主播，也拿慈善当噱头。
慈善界窃喜，却又很烦恼。因为慈善本身无钱无权，主要靠公众信任换取支持去实现公益目标。然而，信任建设的路上危机四伏，有时是不法分子假冒慈善之名行诈骗之实，令慈善组织蒙受冤屈；有时是慈善队伍良莠不齐，少数人的不良行为或低级失误令整个行业一损俱损；有时是现代慈善本身参差多态、各界众说纷纭，潜在支持力量望而却步……
慈善的真假好坏难以辨析，常令人们如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不明就里的圈外人，需要借一双慧眼把慈善世界看得更清楚、明白。无奈无助的圈内人，也需要一个标准或说法来证实自己的可靠、可信。
信用评分，也许能点亮希望之灯，带领慈善迷雾中的人们走出“塔西佗陷阱”。
透明和公信力——决胜慈善募捐市场的“法宝”
2017年12月12日，中国最透明的慈善公益基金会排行榜揭晓，入榜的50家基金会透明评分平均为93分。这些基金会在募捐市场上同样成绩骄人，数据显示，榜上50家基金会捐款收入达101亿元，占2016年全国5559家基金会捐赠总额625.5亿元的16%（表1）。
表1 中国最透明的十家基金会评估等级及捐赠情况
来源
| 透明分来自界面榜单；评估信息和捐赠数据根据中国公益研究院根据各基金会年检报告整理。
从各方面趋势来看，中国慈善事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募捐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是慈善组织募集资源的必然选择。
首先，募捐市场格局正在改变，激烈竞争即将来临。
据民政部统计，近十年全国社会组织保持6%-10%的年增长率，到2017年第三季度，社会组织总数达73.6万个，其中社团34.7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在慈善法和民法总则中称为社会服务机构）38.3万个，基金会6116个。在目前的三类社会组织中，基金会的公益性最强、接受捐赠也最多。以2016年为例，基金会接收捐赠625.5亿元，其他社会组织接收捐赠161.2亿元，民政部接收捐款40.3亿元，各级红十字会的捐赠收入为27.94亿元（图1）。
图1 2016年中国主要部门接收捐赠情况（单位：亿元）
来源
| 民政部和中国红十字会统计资料
在慈善法实施之前，“公开募捐”是1565家公募基金会和2000余家慈善会的特权。但是，这一特权将向更多的慈善组织开放。目前，全国有3403家慈善组织，其中882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理论上，所有慈善组织在两年后都可以申请募捐资格，红十字会也可以向同级民政部门申领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据此推测，由基金会、各级慈善会、红十字会以及获得慈善组织认证的社会服务机构组成的募捐主体，总数将突破一万个，这些组织必定带来给募捐市场的激烈竞争。
其次，全国捐赠总量的增速低于募捐主体数量增长率，未来对慈善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
数据显示，近十年全国民政系统和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增长强劲但波动幅度也大，2007年全国捐赠收入132.8亿元，2008、2016年分别冲破764亿元、827亿元（图2）。然而，由于募捐主体数量的增加，单个组织的募捐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全国捐赠总量的增长率。以基金会为例，2009年以来基金会整体捐赠收入年均增长率是23.5%、基金会数量年均增长率是17.1%，但单个基金会的平均捐赠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3.2%（表2）。
图2 2000-2016年民政部和社会组织接收捐赠情况（单位：亿元）
注：中国公益研究院根据民政部历年统计公告数据制图。该图不包含各级红十字会接收的捐赠数据。
表2 2009-2016年全国基金会捐赠情况统计表
来源
| 民政部历年统计公告数据
最后，网络和公众捐赠资源潜力可观，有高透明度和公信力者将占据竞争优势。
企业、企业家、社会名人等越来越倾向于成立冠名基金会，这会导致大额捐赠资源分流。稍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公益组织都会考虑开发募捐蓝海。根据美国捐赠结构情况可知，个人捐赠占捐赠总量的70%之多。但目前，在我国该数据仅为20%左右。由此可见，这部分资源潜力较大。而要开发公众捐赠，就必须借助慈善募捐网络平台，降低小额募捐成本，同时做好捐赠人和受益人服务，树立透明、专业、高效的口碑。中华儿慈会能在“小数点风波”之后逆势增长、壹基金能在2013年雅安地震募捐中远超红十字会，与其透明策略和专业服务有必然关系。
决胜募捐市场的秘诀取信于社会。未来，谁在慈善透明和公信力上占据了制高点，谁就更有可能在网络募捐和中小企业募捐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这不仅可帮助慈善组织开拓财源，还能使组织与公众建立更牢固的关系，赋予组织更强的生命力。
脆弱的信任——慈善组织的塔西佗陷阱
赢取和保持慈善信任并非易事。
正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所说，“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犹如一个戴在头上的水晶王冠，打磨出光彩要费尽洪荒之力，但又是个易碎品，一旦摔下，可能瞬间就会破碎，失去光芒。尤其是在博彩纷呈、良莠难分、群氓毕至、人人都有自媒体的移动互联时代，每一个细小的疏漏，都有可能让王冠摔落。”
刘选国将中国红十字会的遭遇称为“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被用作形容“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的社会现象。
对此，中国红十字会感受深刻。在2010年之前，红十字会是中国救灾捐赠的接收大户。根据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数据显示，在2007－2010年间，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的捐赠通常占全国总额的7%左右，2008年达到顶峰占比为20%。2011年，受“郭美美事件”牵连，红十字系统的捐赠收入减少59.39%，为28.67亿元，占全国总额的3.4%。此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公信力建设之路，但无论他们做什么，常招来网民攻击和否定，其捐赠收入占比也徘徊在2%－3％之间。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的第一天，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的捐款数额不到壹基金的1/70。2016年，各级红十字会的捐赠收入较2015年增长16.06%，达27.94亿元，但其占全国捐赠总量的比例并未提升，为2.01%。
慈善公信力有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
2011年，由郭美美等事件引发的慈善问责风暴，导致社会对慈善行业产生普遍不信任感。2012年，首都师范大学石国亮副教授主持了一项社科课题，调查显示尽管人们对慈善组织在“慈善组织的工作目标比政府更明确”“慈善组织工作人员比公务员更有耐心”“慈善组织向捐助人公布的信息比政府向纳税人公布的信息更充分”等诸多方面的评价超越其他部门，但是在公信力评价上，慈善组织的得分最低（图3）。
图3 我国各类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均值
来源
| 石国亮《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
实际上，2011年之后，中国慈善行业透明度明显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网、基金会中心网等能查到很多基金会的注册信息和年度报告。但2012-2014年，慈善界陷入“越透明越被质疑”的困境，一些知名人物和组织屡次被网络爆料，被质疑其集中于挪用善款、关联交易涉及利益输送、募捐不规范、诺而不捐或行政费用超标等问题。虽然大部分质疑都被监管部门证实并不存在，但这些舆论影响了公众对慈善的认知。石国亮的研究显示，财务制度不健全、专业化程度不高、慈善组织负责人或成员个人作风、媒体负面报道等均是导致慈善组织产生公信力危机的原因（图4）。
图4 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产生的原因
来源
| 石国亮《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
法律改革、组织自律、评估认证——慈善公信力建设的三驾马车
从中外历史来看，慈善组织遭遇公信力危机的案例并不鲜见。
很多国家都在丑闻发生后启动法律改革或行业自律行动。21世纪初，安然会计丑闻令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萨班斯法案》，这部关于上市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的法案对慈善部门也有影响，令监管部门和自律机构从注重信息披露转向流程内控等实质运作。2006年布什总统签署通过了一系列的慈善改革法律，对免税组织的规制增加了近20项。2009年美国国税局修订990表格，增加了向公众开放的信息，包括潜在利益冲突、理事会监督情况、高管薪资水平和档案保存等。美国国税局认为，通过公开宗旨、活动、财务和治理情况，慈善组织可以提高责信和透明度。
2005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爆出丑闻，总裁被迫辞职、接受刑罚和巨额罚款。该案引发了新加坡慈善改革浪潮。2007年新加坡慈善法修订通过，新增“增强NPO对捐赠人、受益人以及社会公众的责信”目标。新加坡还根据新慈善法设立慈善理事会，通过制订推广《慈善团体与公益机构监管准则》、评选慈善透明奖等方式来促进慈善部门提升管治水平、提高公信力。
如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透明责信机制。
国际筹资委员会（ICFO）在2012年对其14个国际成员组织的调查显示，所有成员所在国家的慈善组织都被要求公布财务报告，其中绝对多数为法律强制性规定，少数为行业标准。
在行业评估和认证方面，成立于2001年的慈善导航（Charity Navigator）是典型机构。慈善导航现已对全美国9000多个知名公共慈善组织进行评估，并发布得分最高的100个组织名单、系列“十佳”榜单，提供四星级组织名录查询和对比分析，从而引导公众向最有效率的慈善组织捐赠。
慈善导航对慈善组织的评价包括财务健康状况、透明和责信、工作成效等。其中，对财务健康状况的评价分为财务效率、财务承受能力，前者通过项目支出比例、行政支出比例、筹款支出比例、筹款效率这四个指标来评价，后者则通过主要收入增长率、项目支出增长率和运营资金比率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对于透明和责信，主要通过990表评估理事会是否独立、是否有利润分配、是否有独立的财务审计、与相关方是否有借贷关系、是否有理事会议记录、制定990表是否经过治理机构、是否有利益冲突政策、是否有申诉政策、是否有文件记录和销毁政策、是否披露CEO姓名及薪酬、决定CEO薪酬的过程是否客观、公正，理事会成员是否领薪等。同时，考察机构官方网站是否列明理事会成员名单、是否列明关键员工、是否披露审计报告、是否披露990表、是否公布用户隐私政策。
中国的社会组织评估由民政部从2006年启动，并于2011年正式出台《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评估结果从1A到5A，每5年为一个周期。截至2018年1月20日，民政部共发布995条评估信息，其中5A有81家次、4A有304家次、3A有518家次、2A有50家次、1A有15家次。一般来说，社会组织获取免税资格或政府购买服务资质，需要达到3A或以上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会中心网是中国重要的第三方平台，为行业提供了一个信息集中展示平台，并实现查询、对比、统计、排名等功能。目前该平台最有影响力的产品是基金会透明指数（FTI）。
应该说，随着慈善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的出台、实施，中国慈善进入了法治时代，同时，民政部也强化了对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行政执法。根据中国公益研究院的观察，在全国层面，2016-2017 年民政部对32家社会组织执行了行政处罚,其中基金会10家,社团18家,民非2家。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况都在社会组织网进行了公示，未接受年度检查、未按规定完成公益支出额度、未公布年度工作报告摘要是基金会受罚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民政部开通了“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系统”（http://www.chinanpo.gov.cn/search/orgindex.html），建立了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2017年9月4日，民政部还开通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http://cishan.chinanpo.gov.cn/），向公众提供慈善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本注册信息、章程、募捐备案信息、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行政处罚和评优获奖信息等。
民政部推出的这些信息公开、等级评估、信用查询制度，主要是从行政管理的视角、对“历史信息”进行评价，这当然可以帮助公众了解一个组织的资质和历史表现。但是从社会参与慈善的需求来看，对一个慈善组织或一项慈善活动即时状态的评价、对潜在风险的预警，还处于空白领域。
大数据＋征信技术：让信用分辨识“好慈善”
在公安部2017年侦破的传销和非法集资案件中，有多起打着“爱心公益”“慈善互助”的幌子，其中包括“人人公益”“鸟巢有慈善活动，参加者可领5万元”“善心汇”等，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受骗群众以百万计。
这些案件不仅令受害人损失巨大，也令公益行业的发展环境受到影响，不少有爱心的人望“慈善”而止步。曾专注于慈善责信研究的耶鲁大学学者海耶斯（Hayes）说过，“当邪恶伪装为善行而潜入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受到莫大的侮辱”。所以，对于风传的“慈善内幕”，很多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对于慈善事务上的失误和不足，公众也容易“想入非非”发展为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质疑。
针对慈善信任建设的严峻形势，国际公益学院、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普华永道中国，在2017年 9月4日发起“中国慈善信任体系建设研讨会暨联合行动启动仪式”。主办方认为，慈善行业的社会信任体系是一个综合系统，需要从品格信任、能力信任、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四个维度来构建。
上海承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玛娜数据发展基金会创始人张唯在这个活动上谈到了利用企业的大数据和征信技术优势开发公益信用相评分系统的设想。在他看来，区块链技术能实现公益信息的公开透明和不可篡改，而参考国内外征信局的经验引入第三方数据、进行类征信的模块评分，不仅可以实现公益组织同社会各界之间一定程度上的数据共享，也能实现精准风控。因为“多维数据所构成的信用体系，将更加真实、全面，让公益生态各方对公益组织有更清晰的了解，让捐赠人可以合理、精准的匹配和管理其捐赠行为。”
玛娜数据发展基金会与国际公益学院的研究团队正在研发这套公益信用体系。他们设计了公益领域的利益相关方矩阵，逐一分析慈善组织与捐赠人、志愿者、政府、研究机构、媒体等慈善生态链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及最佳实践标准，并根据不同的场景构建评分模型，以期通过一组相互关联的模块为公益事业的各个参与方计算信用分。未来，这一工具可以让公众深入了解公益机构，也能让公益机构之间、公益机构同社会各界有更良性的互动，从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信用的积累带来“杠杆效应”。这个系统预计2018年8月推出测试版。